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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收赃车修车工挽留信上签名已满
http://www.jiujiusm.com  2019-01-30 12:53   新闻频道

  5月4日,晨报报道了为复旦师生修车近15年的修车工徐师傅“因为一时糊涂,收了两辆赃车”,被提前终止了租赁合同(详见晨报5月4日A3版)。

  5月3日晚,徐师傅将他所有的家当,从徐记50号车行搬上了货车,黯然返回江苏老家。然而,这起风波并没有因为徐师傅的离开戛然而止,徐记50号车行门口,墙上联名呼吁留下徐师傅的信上,签名的区域已然不够用。与此同时,许多学生表达了截然不同看法,不管怎样,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,这种行为如果放任,一旦这个口子被打开,管理高校内其他自行车行就会变得更难。

  记者再次来到大门紧闭的徐记50号车行。几天前被同学们张贴出的书面材料以及联名呼吁信上,同学签名的区域已然不够用,许多签名写在了纸张边上的空白地方。

  王林(化名)是一名在复旦读完本科后直研的学生,已让徐师傅修了5年的车,也是最初把徐师傅道歉信扫描后放到网上的人。“看到徐师傅搬家的时候,心里很不好受。徐师傅这次离开,前途未卜,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他。”

  一名同学还记得,自己曾经丢了一辆车,后来在徐师傅的车行里发现了,徐师傅听他说明了情况后,二话没说就把车还给了他。

  一名学生告诉记者,有一次买了辆新车,骑了3天就不见了,自此她只到一些修车铺买二手车。“其实也没有大不了的,很多学生到一些修车铺买旧车,就是为了便宜方便呗。”

  “之前,收了同一名男子2辆自行车,第三辆还是去学校外面某处收,这件事挺奇怪的。”在校园里,有学生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。“且不说明知不明知,你觉得徐师傅15年来就收了两辆赃车吗?”也有学生这样说。

  一些学生认为,徐师傅对卖车人没有产生怀疑,更没有登记他的身份信息,也没对自行车的来源追问,即便真是不知情,收了赃车,他也难辞其咎。

  有不少的声音认为,复旦后勤公司终止与其租赁关系的做法没有错。“不管怎样,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。这种行为如果放任,一旦这个口子被打开,管理高校内其他自行车行就会变得更难。”有人这样认为。“我们不能因他修车工的身份就站在同情的角度纵容贪欲引发的恶念,事情虽小,但如果公开放任,这是虚伪的道德癖。”有人这样评价。

  复旦法学院一位学生说:“后勤公司的决定没有错。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文明的信用社会,违法成本太低是目前一些社会乱象的根源。”

  在复旦后勤公司与徐师傅的租赁合同中,记者注意到,“用途”一栏内注明的是:该房屋用途为“非机动车维修等修配项目”,乙方在租赁期内不得擅自变更上述出租房屋约定用途。“也就是说,自行车的销售行为并未在合同中进行规定。”一名熟悉事件过程的同学向记者透露。

  曾经,徐师傅想一度挽回。于是,他写下道歉信,并发在网上,希望复旦大学能给自己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
  他一再重复,自己只是一时糊涂参与到销赃之中,绝非一直如此;他不住发呆,突然失去赖以生存的营生,让他变得异常茫然。现在,他只想找到那个卖给他赃车的人,让他证明自己跟他不是一伙的。

  徐师傅初中毕业后,他就一直在家务农。27年前,一个老乡推荐他到复旦做保洁,兼职做楼里的门卫。

  白天当门卫时比较清闲,看到一些老师、学生自行车坏了,自己就上去帮忙解决。久而久之,熟能生巧。1998年,徐师傅索性在复旦袁成英计算机楼旁摆下了一个自行车摊,以修车为生。

  “那时候补个胎5毛钱,现在是2块钱。打气、上链条、紧螺丝、加润滑油这些,我都不收钱。”徐师傅说,充气泵学生不太会用,已经用坏了3个,“我一点不怪他们,自己吃进”。

  2009年,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整体迁往浦东张江,不过,徐师傅留了下来。这一年,他通过校内公开竞标,租到了位于北区“非洲街”上的铺位,自己开了车行。

  这次竞标获胜,是他一直以来的骄傲:“那时候,七八家车行竞争北区门口‘非洲街’上的两个铺位。在竞标中,我们在学生投票环节中得票第一,优先选了靠近复旦北宿舍区门口的那个铺位。”

  “生意好的时候,除去房租、帮工亲戚的工资,家里开销和女儿学费、生活费,我一年可以攒下七八万元钱。”徐师傅说。

  面对种种质疑,徐师傅辩解说:一方面卖车人是学生模样,恰逢毕业季,因而没有起疑;二来,他们商议的价格算得上公道,不是明显低于市价。他和妻子也提到,在校园里,一个学生有两辆车,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:普通自行车用来上课及校园通行,山地车则用来郊游运动。另外,北区有外国留学生离校时,还会将自行车赠给熟识的同学,一旦不用,也会拿来卖掉。

  5月4日下午,他翻出一叠笔记本,翻查起上面的电线分钟,他的眼睛突然停留在其中的一个号码上,“这个号码,好像就是卖车人的电话,我当时曾记在本子上。”

  不过,这个号码拨打过去,一直无法接通。记者请徐师傅再次帮忙确认,究竟是不是这个号码,他想了半天,又连续翻本子,最后说,“真的不记得是否就是那个卖车人的号码了,只记得那个人姓刘,但本子上是王,不管怎样,我得想办法找到这个人,让他证明我跟他并不是一伙的。”

  他曾向记者不止一次问到那个卖车男子的情况及处理结果,当记者告诉他,从警方获悉的消息是还在调查时,他自言自语说,“等等吧。”

  “迟早都得走。”徐师傅咬咬牙,让自己的侄子尽快联系搬场公司,决定3日晚上离开,比他原计划提前了一天。

  突然,看着大门上“50”的数字,他叫住妻子和侄孙,“走之前合张影吧。”白色粉笔涂写的数字“50”也未褪去。

  “50”这个数字,对他的人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:是“徐记50号车行”的由来,也是他在复旦的职工宿舍编号。但如今,这个数字只能留在他的记忆里。更讽刺的是,他今年正好50岁。

  22点30分左右,徐师傅回到了他的老家——江苏东台市郊的一处小乡村。徐师傅从家里推出了一辆小三轮车,将货车上的小物品搬到车上运回家里。

  5月初的晚上气温仍有些低,在这偏僻的乡间更显得凉意袭人。凌晨4点,整个村庄都已进入了梦乡,唯有徐师傅家还亮着灯。

  4日清晨6点30分刚过,迷糊了2个多小时的徐师傅起床,烧了点稀粥后,他盛到碗里,端到桌上,“平时在上海,不用心,每天是老婆烧饭……”

  随后,他在院子里兜起圈子:“一大早起床,平时吃好早饭就去修车,现在,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了。”他皱着眉苦笑,不住摇头,伸手拿起一个扫把,把院子扫了一遍。其实,院子不算脏,平时有大舅哥帮忙照应,他们回来前,刚刚扫过。

  在徐师傅来看,他才50岁,在上海工作了27年,也算是稳定。他心里一直很矛盾:如今,丢了饭碗回到村里,邻居知道的话,恐怕会乱加猜疑,这肯定以后就难以在村里抬头。




(未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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